在17世紀，我國茶葉的出口規(guī)模首次超越絲綢和陶瓷，之后一度占到了總出口額的九成，這些茶葉大量流入酷愛茶葉的英國，對中貿易入超。
殖民掠奪發(fā)家的英國人自然不愿看到白銀外流，由此，所謂的“倫敦皇家植物園園長“羅伯特·福瓊暗中潛入中國，意圖盜取當時最具經濟價值的植物——茶。
內憂外患的中國茶葉
1848年6月，福瓊到達上海，并混進一只茶商隊伍前往內陸茶山，盜取大量茶苗和茶種，并運到殖民地印度，但這一批茶苗很快全部枯死。
1851年2月，福瓊再次來到浙江、安徽、福建等地，共采集了17000粒茶種，23892株小茶樹，甚至拐走了8名經驗豐富的武夷山制茶師傅。
1858年，在英國的大力扶持下，半路起家的印度迅速發(fā)展出機器先進，成本更低，效率更高，政策寬松的茶產業(yè)，在國際上成為中國茶葉最大的競爭對手。
1888年，中國茶葉對英出口量被印度迅速反超，一戰(zhàn)期間，英國在我國通商口岸建廠制茶，實行資本入侵，到了1921年，中國茶葉僅占世界出口量的8.79%。
反觀國內，由于清末民初政局動蕩，軍閥割據，從茶山到港口，茶葉運輸要繳納十幾次稅費，直接導致中國茶葉價格飆升，給了印度茶葉彎道超車的機會。
更糟糕的是，高昂費用使部分茶商以次充好，甚至將桑樹芽刷上染料混入茶葉，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，中國茶的國際信譽跌落谷底，幾乎再無翻盤機會。
直到1937年，吳覺農等仁人志士，集體向南京政府全國經委會請愿，直屬國家的中國茶葉公司才得以成立（以下簡稱中茶司）。
中茶司的出現，看似將全國各地的茶商豪強勢力擰成了一股繩，吸引了諸如浙江莊晚芳、四川葛林中、江西葛敬應等大茶商的加入，形成了人才濟濟的局面。
然而團結之下，利益不一致的眾人各懷鬼胎，始終無法集中力量辦大事，甚至還出現了貢獻最大的吳覺農被眾人排擠，職位下調的內斗現象。
中國現代茶業(yè)奠基人吳覺農先生
更嚴峻的是，就在中茶司成立不久，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，中茶司在江浙閩徽等地投資建立的茶葉基地先后淪陷，總部也數次易址，公司內人心惶惶，無心經營。
危機之下，亦有轉機，外敵入侵使中茶司被迫將茶葉生產中心，從經濟較好的東南沿海轉移到西南內陸，也讓眾人看到了一個被嚴重低估的茶葉圣地——云南。
由此，云南開啟了近代以來規(guī)模最大的茶葉生產規(guī)劃，佛海茶廠（勐海茶廠前身）、康藏茶廠（下關茶廠前身）等也即將登上歷史舞臺。
制茶救國的云南茶廠
1938年9月，中茶司派出日后的總經理鄭鶴春和“滇紅之父”馮紹裘，到云南考察茶葉資源，并和當時云南省經委會主席繆云臺、建設廳廳長張西林達成共識。
到達云南后，一行人原本打算借助滇越鐵路，考察墨江、佛海（今勐海）、思茅（今普洱）、緬寧（今臨滄）、順寧（今鳳慶）等大葉種茶葉資源豐富的地區(qū)。
不過因為時局緊張，交通閉塞，出行不便，考察團就只考察了部分地區(qū)，他們一邊調研，一邊采制鮮葉，還在鳳慶試制出了品質優(yōu)秀的滇茶樣品，這讓眾人大喜過望。
考察大獲成功后，中茶司總經理壽景偉，和董事長卓宣謀都飛抵昆明，與富滇銀行等云南本地勢力，一起洽淡順寧，佛海，宜良等地的投資設廠開發(fā)事宜。
不過由于各方都不愿多出資本，原定兩百萬的投資計劃最后縮水到了十五萬元，為了平衡這個脆弱的利益共同體，中茶司決定讓左右逢源的鄭鶴春為總經理。
1938年，“云南中國茶葉貿易股份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簡稱云茶司）正式運作，次年派遣馮紹裘赴順寧建廠，范和鈞先任宜良實驗茶場場長，后赴勐?；I建茶廠。
國難之下，云茶司的茶葉經營重點是銷往國外，換取外匯，因此籌建的這些茶廠主要生產紅茶，范和鈞領導下的勐海茶廠還曾為蘇聯定制過青磚，以換取軍火。
這時八中茶標尚未問世，這些茶葉使用的是盾牌商標，上面的十二星圖案，是蔣經國新生活運動的標識，下面則是"TheYunnanTeaCorporation"的縮寫。
云茶司生產的不同茶類產品，使用的商標雖不盡相同，但都是由這個盾牌商標衍化而來，如勝利牌云南紅茶，和建國牌云南紅茶。
1939年末，茶葉生產初見成果后，云茶司又擴大經營，在昆明成立復興茶廠（昆明茶廠前身），主產復興牌沱茶和方茶，嘗試經營普洱茶這一門類。
1941年，中茶司又和蒙藏委員會的格桑家族合作，共同成立了康藏茶廠(下關茶廠前身)，開始生產銷往藏區(qū)的寶焰牌緊茶，自此，幾大民國國營茶廠全部亮相。
不過，云茶司倉促之下生產的普洱茶品質，還是無法與一眾民間號級茶莊競爭，在宜賓只被列為三等，范和鈞還擔心普洱茶在路上發(fā)霉，犯了二次烘焙的錯誤。
也正是由于茶品質量一般，賣不出價，云茶司生產的這些普洱茶產量都不算多，比號級茶數量更加稀少，這些舊民國商標也隨著歷史長河逐漸遠去。
更遺憾的是，在炮火連天中誕生的云茶司，雖然一直在竭力運作，換取外匯支援祖國抗戰(zhàn)，但影響力終究有限，無法在那個時代中拯救國家和人民。
1941年末，日本悍然發(fā)動珍珠港事件，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緬甸淪陷，要道被毀，云南邊境屢遭空襲，茶廠停擺，瘟疫橫行，通貨膨脹，云南茶葉生產大幅衰落。
覆巢之下無完卵，一眾號級茶莊的經營也異常艱難，宋聘，洪記，同慶，可以興等茶莊或是停產，或是舉家遷往越南和泰國，或隨國民黨殘軍流亡金三角。
1950年3月，云茶司及四大茶廠，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軍管會接管。民國中茶司和舊國營茶廠的時代雖然結束了，卻給當時的云南帶來了巨大的變化。
在這短短十幾年里，茶葉資源無比豐富的的云南，得以與現代資本，人才，制度，設備相結合，云南茶業(yè)首次具備了現代化生產的基礎條件。
在這短短十幾年里，陸續(xù)出現了后世幾大國營茶廠的前身，及滇紅之父馮紹裘、勐海茶廠首任廠長范和均等茶葉人才，對普洱茶產業(yè)發(fā)展產生諸多深遠影響。
在這短短十幾年里，得益于中茶司的充分發(fā)掘與推廣，原先被邊緣化的江外臨滄茶區(qū)逐漸發(fā)展，成為了如今可以與西雙版納，普洱并立的三大普洱茶產地。
而這些，都是前人留給云南普洱茶產業(yè)的巨大財富，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，一個規(guī)?；a和現代化管理的普洱茶時代，終于到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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